本报北京9月21日电为庆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50周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今天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与会基督教负责人指出,总结50年来的经验,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才是中国基督教正确的办教方向和原则。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罗冠宗、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曹圣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邓福村介绍中国基督教情况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国基督教为什么要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罗冠宗介绍说,这是同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自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以后,经过历次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受侵略、人民受欺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一直利用基督教、利用传教士为其侵略服务,从来没有停止。
罗冠宗说,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发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言是中国基督教迈向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在50年代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中,中国基督徒第一次站起来,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揭露了西方对华传教运动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关系,谴责某些坚持帝国主义立场的传教士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事实,宣告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走上一条与新中国面貌相称的自治、自养、自传的新路。
有记者问,基督教、天主教为什么会被称为“洋教”?韩文藻回答说,基督教、天主教在旧中国被称为“洋教”,不是因为它是外来宗教,而是因为它被帝国主义利用。首先,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我国都同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有关,又依靠强权政治势力的扶持得以生存。中国近代史中,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有基督教的西方传教士直接参与,许多教案的发生同天主教的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其次基督教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其传教工作都由基督教的外国差会、天主教的外国修会控制。单凭这两条,不就已经使天、基两教洋气十足了吗?
韩文藻指出,三自爱国运动最卓越的贡献,就是它摘掉了基督教“洋教”的帽子,把被外国差会控制的、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基督教,改变成为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基督教,从而改变了“洋教”面貌,激发了中国基督徒爱国爱教的热情,为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打下坚实基础。
邓福村就西方传教士的作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西方国家的传教运动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而来到中国,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不平等条约的起草,甚至直接参与侵略与掠夺。如第一位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25年给当时贩运鸦片到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说:“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贩运鸦片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美国人摩里逊在他写的《马萨诸塞航海史》中说:“基督教的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指鸦片贸易),他们乘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是无害的一样。”
他说,传教士中一些人如郭实腊、马儒翰,他们直接参与谈判使中国人民蒙受百年屈辱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起草条约条款;也有的直接参加八国联军充当情报官,如卫三畏、宝复礼等。这就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为什么将西方传教士与帝国主义侵略、与鸦片商联系起来的原因。
关于中国基督教在今天是不是还要坚持“三自”问题,曹圣洁说,中国基督教在50年代已经自办,但是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自办,而是要把教会办得更好,能够与祖国的面貌相称。要办好中国基督教,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和指导原则。最近我们总结50年来的经验,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三自”才是正确的办教方向和原则。
曹圣洁指出,从外部来说,境外敌对势力并没有放弃重新控制中国基督教的意图。他们有的派遣人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在我国国内秘密设立据点,藉“传教”散布破坏我国的言论;有的利用金钱收买基督教内的人员进行非法、违法活动。我们必须坚持“三自”方向,才能抵制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从内部来说,我们在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努力之处。我们必须在三自原则指引下加强自身建设,特别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要多下功夫,才能引导信徒在思想上真正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